一
1895年，刘文辉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降生。他的家族中，有五位兄长，刘文辉在家中排行第六，乃是家中的幼子。
刘氏家族源起于安徽徽州之地，于清初迁徙至四川名山县定居（今属雅安市管辖），后迁至大邑县安仁镇，世世代代以农为业。进入民国时期，刘氏家族声名鹊起，涌现出三位军长、八位师长、十五位旅长，更有一位省主席与一位战区司令长官。其中，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二人，更是刘氏家族中最为璀璨的将星。
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的那个炎炎夏日，刘文辉完成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业。他的哥哥刘文渊陪同他抵达成都，拜访了已成为川军将领的堂侄刘湘。刘湘对两位堂叔的热情款待之余，也在思考如何安置这位年轻气盛的堂叔。他心想，不能让堂叔一直屈居自己之下，于是决定帮助他寻找新的出路。最终，他决定让这位最小的叔叔（在四川话中称为“幺爸”）另谋高就，暗中给予支持。若是刘文辉前程似锦，自己则有提携之恩，未来可以联手对抗其他异姓将领；若是刘文辉遭遇挫折，自己亦问心无愧。于是，刘湘推荐刘文辉加入川军第八师，在陈洪范麾下担任上尉参谋。
在陈洪范师长麾下任职的五年间，刘文辉凭借出色的表现，从上尉参谋一路晋升至营长、团长，乃至旅长，其升迁速度之快，与刘湘的关照密不可分。身为下级军官的刘文辉，对侄子刘湘忠心耿耿，毫无违逆之意，这份忠诚最终赢得了刘湘的喜爱，使得他开始欣赏这位侄儿。
刘湘，时任第二军军长，经过深思熟虑，巧妙地将刘文辉从陈洪范麾下的一名普通旅长，擢升为川军第一混成旅的旅长。刘文辉深知其侄的深意，明白此一职位将使他得以摆脱陈洪范的束缚，从而自立门户，自由发展。他心中更明白，这是侄儿精心为其铺设的道路，这份感激之情，早已深埋心底。
二
宜宾，地处金沙江与岷江交汇之处，乃长江之始源，亦是一处重要的军事、经济重镇。这里资源丰饶，不仅是云贵地区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也是川边以及云贵物资的集散地。刘文辉晋升为上混成旅旅长后，在刘湘的支持下，驻防宜宾，全面掌控该地的军事、政治、财政和文教大权，在这片沃土上开启了势力迅猛发展的新篇章。
自率军驻守宜宾以来，刘文辉深思熟虑：若要在宜宾稳固根基，现有的兵力显然不足。熊克武、杨森之所以能抢占地盘，无非是凭借武力。我这一旅人马，又能与谁抗衡，又能从谁手中夺取呢？若要拓宽防御区域，就必须扩充军队，而扩充军队则需要资金，这笔资金的筹集之道……他灵机一动：眼前有连绵的货物、繁荣的市场、肥沃的土地以及辛勤劳作的百姓——征收税赋。至于征税敛财之事，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五哥——刘文彩。于是，他任命刘文彩为船捐局局长，并兼任四川烟酒公卖第20分局局长。
刘文彩，忠心耿耿，一心辅助刘文辉执掌四川督军之职。其敛财手段日益多样，从银号商号，到信用放贷与变相高利贷，从设立加工作坊至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再到田赋预征与统税杂捐的征收，无不游刃有余，成效显著。为筹集资金，刘文彩不惜涉足任何有盈利潜力的领域。他所积累的财富，绝大多数被用于支持刘文辉扩充势力，拓展防区，争夺地盘，以及提升个人权势。
刘文辉在军政方面得益于刘湘的提携与鼎力相助，经济领域则得到刘文彩的大力扶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内心深处称霸四川、执掌四川督军的野心逐渐萌发，并日益膨胀。
三
二十年代初，川军成功驱逐滇黔军，刘湘因此被川系军阀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并兼任四川省省长之职。然而，他尚未来得及充分坐稳这个位置，熊克武便在重庆的忠县、合江等地对刘湘的第一军发起了突袭。
在堂侄的举荐下，刘文辉毅然决然地带领全旅兵力，从宜宾赶往重庆，以守护刘湘的根据地并维持后方的稳定。尽管刘湘在熊克武的挑战下败北，让刘文辉略显尴尬，但他仍能以重庆卫戍司令的身份与熊克武的军队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包括“省军对刘文辉旅在渝维持治安表示慰劳，所部开拔宜宾驻原防，护送已辞职的刘湘返回籍地”在内的多项协议。在这场较量中，刘文辉暗中伸出援手，这一点刘湘心知肚明，而刘文辉未损一兵一卒，刘湘亦心中有数。
刘文辉深受战争之震，从中领悟到四川军队内部人际关系的无常，联合与反叛，各有其策略。他陷入沉思：如何应对这变幻莫测的局势？
在二军战役结束的第二年夏日，孙中山先生任命刘文辉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一职。他深知，此时此刻，不应轻率割舍与保定系同窗的深厚情谊，亦不容忽视速成系的力量。速成系的核心人物刘湘，正是他的亲族侄儿，正是这位贤侄助力，他方能成就今日之事业。故此，刘文辉毅然决然，与杨森、邓锡侯等十数位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共同推举刘湘出山，担任四川善后督办的重任。
1924年，刘湘成功击败熊克武，而刘文辉则慷慨解囊，资助宜宾之力。在刘湘取得辉煌胜利之际，他让刘文辉负责收编并接管熊克武的部分残余部队及防御区域。次年春季，刘湘与杨森在川东地区展开数场激战，最终迫使杨森撤退至湖北。刘湘对叔叔刘文辉的鼎力相助铭记于心，遂将叔叔任命为川东部分防区的负责人，并授予其四川军务帮办的职位。到了1926年，刘文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杨春芳部，一举将万余名士兵纳入麾下。他运用奇兵战术，成功击溃吕超部，进而夺取了宜宾南六县的防御区域。
“你未必不能成为四川督军！”为了实现成为“四川督军”的雄图大志，刘文辉在成都设立了国政学校，培养刘氏军事集团的干部，开设了甲级参谋、兵工、炮兵、无线电等课程，除了军事专业，还讲授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内容，这在当时的川系将领中尤为难得。即便是蒋介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不得不给予刘文辉三分薄面。
四
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治之际，川军虽已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却并未放下武器，彼此间的争斗依旧激烈。本是同根生的刘文辉与刘湘，本应携手互助，共同求生存、谋发展，然而他们的势力与野心却急速膨胀。
怀揣“四川王”抱负的刘湘，深知自己在全国众多军阀中略显不足，因而不得不寻求蒋介石的支持，并投其麾下。他提出的“拥蒋统川”的口号，恰合蒋介石之意，因此在政治上先行一步。面对刘湘的强势态势，刘文辉在四川倚重保定系以自保，同时扶植滇军胡若愚回师云南，支持王家烈在贵州独大，并投靠汪精卫、拥戴冯玉祥以对抗蒋介石。他亦巧妙地威胁刘湘，意图通过统一四川，进而掌控西南，最终问鼎中原。刘文辉与刘湘各出奇谋，不择手段地相互挤压、攻击，旨在削弱、瓦解乃至彻底摧毁对方的势力，以实现各自对四川的掌控之梦。
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元巨资，从英、日等国购入武器及飞机零组件，搭乘自上海起航的船只，途经万县港时却遭刘湘扣留，双方经过多次协商，终究未能达成共识。刘文辉遂前往重庆进行交涉，但刘湘坚决不予归还。同年5月，刘文辉假借悼念刘湘母亲丧事的名义，前往重庆，并以30万元及15万元之巨款收买刘湘麾下的某师长与旅长。不料，该师长将此事如实告知刘湘，贿款因而被退回。而那位暗中接受贿赂却未宣之于口的旅长，最终被刘湘撤销职务并加以查办，沦为阶下囚。白白损失了45万元资金的刘文辉，决心不再妥协，他下令切断粮源，迫使刘湘紧急从湖南购入粮食，以解决重庆市内的军需民用问题。随着二刘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局势已到了非动用武力无法解决的边缘。
1932年10月1日，二刘之间的激烈战争正式拉开序幕，持续整整一年。刘文辉节节败退，直至在雅安顽强抵抗，以求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就在此时，直属特科团的一名营长突然叛变，带领两营部队离队而去，刘文辉愣坐半日，无言以对。紧接着，刘湘的安川军抵达城下，炮声轰鸣，枪声密集，行营陷入火网的严密控制之中。惊慌失措的刘文辉被迫狼狈逃离雅安。
大局已定，刘文辉一方面命兄长刘文渊规劝刘湘摒弃兄弟阋墙，另一方面向刘湘发出无线电报，表达歉意并对其统一四川表示全力支持。川战之争，最终以刘文辉的败北而画上句号。
“我叔父的腰杆不宜过于挺直，否则恐生变故。我并非有意将他摧毁，实则只是想稍微打压他的嚣张气焰。毕竟，同姓刘的我们总是一家人。我决定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便将来西康建省时，他能担任省主席一职。”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重返雅安。他着手治理这片治安动荡、政局不稳的土地，这里汇聚了藏、彝、回、汉、蒙、满等多个民族，经济贫困，文化落后。鉴于其地理位置与西藏紧密相连，宗教信仰与拉萨紧密相扣，教权甚至凌驾于政权之上，喇嘛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拥有渗透力，并且还拥有武装力量，刘文辉采取了“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策略。为了改善与藏族地区的关系，他前往靖化广法寺皈依佛门，虔诚信仰佛教，并在府中设立经堂，聘请喇嘛讲经说法。经过一番努力治理，刘文辉终于在此地站稳了脚跟。
五
抗战伊始，刘文辉为彰显抗日决心，慷慨捐赠五十万元。1938年1月，率川军抗战的刘湘在汉口不幸离世，蒋介石随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并任命其亲信张群接任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亦名列裁撤名单。面对蒋介石的强势举措，四川地方实力派人人自危。刘文辉与邓锡侯等人联手抵制张群主川，刘湘生前的重要幕僚张斯可特地拜访刘文辉在蓉的代表，邀请刘文辉共同商讨重大策略，刘文辉随即从雅安启程前往成都。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张叔明、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与刘文辉接上关系。董必武、林伯渠赴汉口出席国民参政会，取道成都与刘文辉面谈，使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1939年，在潘文华公馆里，董必武、林伯渠再次与刘文辉恳谈。不久，吴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川与刘文辉商量救亡图存。刘文辉表示：“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努力。”
蒋介石面对四川实力派的一致抵制，最终作出让步，以设立西康省为交换，同意任命刘湘旧部王缵绪担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1月，刘文辉如愿以偿，登上了西康省主席的宝座。尽管刘文辉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弱，但他与四川实力派达成共识，并与中共建立了联系，这无疑恢复了他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一变化进一步坚定了他反对蒋介石的决心，并使他更加坚定了与蒋介石周旋到底的信念。
西康省份设立之后，蒋介石于西昌设立行辕，并派遣军统局要员徐远举担任第二处处长，专责情报事务，以监视刘文辉。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了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笼络与分化策略，王缵绪成为了其在川省的代理人。西南各省的地方势力均抱有联合抵制蒋介石控制西南的愿望，于是刘文辉发起，召集邓锡侯、王缵绪、潘文华、龙云等在成都秘密商议，达成一致抵制蒋介石控制的共识。然而，密谈尚未结束，王缵绪便向蒋介石泄露了机密。各派将领对王缵绪的背叛行为极为不满，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同意王缵绪辞去川省主席一职。王缵绪退位后，蒋介石自任川省主席。次年，蒋介石又任命张群接替自己兼任的川省主席职务，自此，四川全境尽落蒋介石之手。刘文辉虽坚持反对中央集权，却使得西康成为蒋介石难以染指的省份之一。
六
1941年三月，刘文辉在雅安之地接待了中共中央的使者华岗，此行不仅使他结识了众多进步的文化人士，更促使他的政治立场明显倾向于进步。
1942年2月的某个夜晚，在张志和的精心安排下，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内与刘文辉进行了会面。周恩来明确表态，全力支持刘文辉对抗蒋介石的操控，并就后续的联系事宜达成了一致。到了7月下旬，周恩来派遣王少春前往雅安，设立了一座直接与延安对接的电台。然而，不久之后，徐远举察觉到了异样，暗中设置了电台进行侦察和干扰。刘文辉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措施，收缴了电台，并警告蒋介石在二十四军中安插的“特工”丁国保：“有人暗中设置电台，意图不轨，我已将其没收。今后若有类似情况，必当严加惩处。”尽管徐远举及其下属的军统特务未能抓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电台的证据，但他们也只能暂时忍气吞声。
每天深夜，王少春都和延安联系、汇报、请示，抄录新华社电讯稿。明码电报抄与刘文辉，托他转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军政朋友。当刘文辉一口气读完王少春抄送的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电讯稿，连声称赞是一篇好文章！
中国民主同盟正式成立之际，刘文辉慷慨伸出援手，提供了资助。随后，民盟着手吸纳个人盟员，而刘文辉则是在1944年9月加入了民盟的行列。
1949年四月下旬，刘文辉受中共中央南方局之邀，委派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全权出访香港，商议起义事宜；同时，他亦派遣参谋长与邓锡侯商讨川康地区起义的统一行动。进入八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汇报了起义的筹备情况，并请求指示行动方针。周恩来在回复中指示：随着大军的西进，应积极备战，并适时协调行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到成都即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为他们打气。翌日蒋介石造访刘文辉，观察其动静。刘文辉沉着应付，未露破绽。对刘文辉不放心的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来刘公馆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各自家属先运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大发受中央军排挤的牢骚以搪塞，胡宗南不肯离去。佯装气愤的刘文辉说：“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能容我吗！”此话堵住了张群和胡宗南的口，蒋介石看这招儿不行，通知刘文辉、邓锡侯在成都北较场谈话——拘捕。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的刘文辉、邓锡侯即逃出蓉城，12月8日，他俩同微服的潘文华相会都江堰。12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通电起义，邓锡侯、潘文华亦宣布起义。
自四川及大西南地区解放以来，刘文辉先生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务院林业部部长等要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文辉先生不幸遭受红卫兵的冲击，幸得周恩来总理秘密安排，转移至军队医院进行“疗养”。1976年6月24日，身患癌症的刘文辉先生于北京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