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老河口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2008年12月)，作者张斌，原标题《毕生难忘忆当年》
此文叙事有点儿乱且言辞隐晦让人看不懂，但多少可以了解一下解放前后南下干部及地方政府情况。
正文
我1919年10月出生于河北大名县东束馆区胡气村农家，七八岁人学，读百家姓、三字经、幼学、四书、诗经半部，易经人门，古文观止十几篇，杂文无数。1933年去县城读小学二年，1935年入中学1年半，1937年回乡务农。1938年6月入抗日政府办的二军政干部训练班半年，毕业后回大名县任中心小学校长(实为兵站和督学)。
1944年元月专署派我去冀南建国学院司法系学新民主义刑法民法，我即入院学习。
1947年10月，专署抽干部南下，司法科长宋绍良（文革前后南阳专员），要我随他南下来老河口。
1948年9月进驻这个四面八方是敌人的老河口市，市长宋绍良，书记李运先。邻近的南阳、襄阳、郑州、开封都是敌人。1948年11月初，郑州开封的敌人已到新野，南阳的敌人也要南下。
市长宋绍良派我率二个警卫，到白河沿岸侦探，敌人不过白河不必回报。第二日敌人过白河了，回来报告，市政府已迁到牛头山宋家营。公安局说我报告不实。市府人员分一半回河口。早七八点钟回河口，敌人9点即来到了。此次损失十几名，宋绍良的马夫徐春辉死了，我的马夫王同明死在洪山咀。市府一夜行军，进入河南镇平。转回邓县我病了，医院在张村区，恰逢邓北县长贾英和他的警卫贾学珍，说邓北县府死的也有十几人。
1948年元月，病好多了，在邓县城里的老河口市政府派张瑞通知我回邓县城里，即往之。这时，流亡南漳的市府一半人，市长宋绍良率领下也回到了邓县，得到团圆。只两天，军区来信，要解放河口。河口四周各县的地方兵力负责四面封锁河口，主攻有十纵二个团。河口市区无正规军，只是地方土匪陈别三、周洪山、陈长胡子，约有千余人，有足够把握消灭掉。宋绍良不歇脚，率7人随军先进河口。书记李运先留在邓县，他安排我和冯慧敏写老河口三次解放安民布告。我记得开头是：溯望老河口市一时被铁蹄践踏，盘踞的伪104旅狐假虎威，势必歼灭，望各界人士保持沉静，夜晚全市戒严，无事勿出家门……·布告在邓县石印馆印出100张，等待河口的胜利消息。
1948年元月14日下午，果然有送信的，是市长宋绍良写给李运先书记的信。当夜兴奋不眠，早起即去催人力车拉上书记一人，车夫要价绿豆一石，说前线打仗危险少了不干，讨价还价250斤玉米，送到河口不过夜。我和冯慧敏步行，日出出发。行到孟楼已是晚九点了，车夫再不走了。住百姓家，无吃的，孟楼群众稀少家户皆无米无炊，只找些红薯萝卜煮了一锅，给人家打的欠粮条。
第二天上午到河口市府，都住在南街四川饭店里，吃饭是向各保甲派的，唯第三区十几个人能吃自己做的。是在撤离河口时我将区里的200多斤杂粮、几十匹土布以及区里接管的家具、烧柴都委托炊事员彭寿山收藏。他家是染房，临别许诺：我们回不来，这些物品都是你的。我们回来了，一定给你报酬。因为我对他特好，原拟带他逃出，他自信敌人来了不会杀他。他说：我到区里做饭是镇长派我，我死死咬住镇长，你交我这些东西，我死了也不向敌交出。幸亏镇长不知道这兄弟般关系……第三次解放，我们又回来了，彭寿山把保管的粮、布、柴、家具原璧归赵。是故三区没吃保甲派的饭。安定后查三区有吃有穿是张斌作的，通报表扬，又奖我400斤玉米。
我对彭寿山感激，只有向区长兼书记王治坤汇报，求他介绍彭人党，因我还未入党呢！王治坤书记介绍彭寿山成为党员，建立群
众合作社，彭寿山任主任。彭寿山更是积极报告，牌坊街秦良臣贩鸦片有名，最近秦又与陕南办事处接触鸦片，解放军还买卖吗？我说解放军运用鸦片，是战略需要，秦良臣如果能负责为政府效力当然也好。彭寿山说：秦没那远见，他只为发财，娶了三个妻子，还要娶第四人，他哪有国家。我说：寿山，你盯着他，他啥时去陕南办事处，你派个他不防的人盯着。没几天秦从办事处马驮子，卸下一个大包放在他家柴禾底下。我立刻带了几个民兵，搜查他家，果然是百多斤鸦片，他辩驳：是解放军让他用鸦片侦查军情，询问解放军未有此事，将秦带公安局。这是老河口市很出名的鸦片案。
农历正月初一，有市民报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常榕村之父，外号老七，曾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来丁字街王家粮店拜年。”我即去见他，说是令他儿悔过自新。老七说：“儿大不由爷，如欲见请随我到常家营。”我立即应允，太阳落山过了汉江，我对老七说：“七先生，汉江东是我军地盘，汉江西是你的天下，这不是说空，而是前些天我们两个同志过江后，半小时就失踪了。”老七叫我放心。
正月初三，我们三人一同找常榕村，无望。只是常榕村的部下交出几支手枪和长枪，跟来者一名叫王文明，他的舅老表帮助我们，愿跟我们当后卫。这二位是农家子弟憨厚，说是带子会中成员，我急询带子会是啥组织，啥任务，他们说：带子会是农民保家保乡反土匪的，带子会不反解放军，也不反国军。我明白了是农民自卫组织。我亲自拜访带子会，会头叫王云亭，我冒充河口城坊司令部参谋，为争取常榕村起义派我来的。王云亭立刻答应，愿帮助起义，这带子会有一千多人，100多支枪，虽说不脱产，可随喊随到听从指挥。王先提议，咱们四人结拜如何？我拒绝了。正月初四，河口一日两次来人来信，令我立即返回。王云亭要我帮他抄灭陈家山王贤土匪，不让我三人回河，硬挟我们三人，夜行了30多公里攻打正玩耍的土匪，一举抓住王贤四五人，缴获长枪二十多支，手枪七八支。
正月初五，王云亭备了两只船押送土匪来到河口，书记李运先、市长宋绍良亲来见我，大发脾气：“张斌你无组织无纪律，今日不回即抓王治坤顶罪入狱，谁叫你三人敢到常家营？党培养你十多年，不是叫你轻生，你三人死了市府就枪决王治坤。”说着直流泪……
我说我违反纪律，不是王治坤派我的，是常老七逼的我，他认为我怕他，怕死。我看到关羽单刀赴会手中握着鲁子敬，我就握着常老七。在尖角遇到五六个匪徒，问干啥的，老七说：“不认识你七爷吗？”几人让开了路，准我们四人过去。
李书记、宋市长笑了，问我缴获几支枪？我立刻将一支匣枪递给他，他忽然摔出屋门外，说：为这些烂货差点弄丢我三位勇士！
利用蛛丝马迹线索，缴获了和平街姓吕的手枪一支、姓付的长枪、在大益米厂夹墙内收获敌军隐藏的棉花十几包（每包200市斤），收归国有。
1949年8月，我被调到新华书店当经理，没有资金只有一个旧书架，象个古老书店，内有营业员三人，房屋是公家借给他们。我不愿接这什么店，向县委汇报：“我才疏，智商低，又没经过商，实不配任职。”县委书记刘汉勋（后任襄阳地委秘书长)说：“不服从组织，先关组织部反省！”我才去任职，愿将经理之职让给旧书店负责人李子和，他不接，汇报刘汉勋，刘汉勋任命他为副经理。书店没有新书，没有资金，连吃饭钱也无有，困守半个月。汇报县委，刘汉勋说我，有资金就用不着你了，你想办法，县委支持你。
我找工商局局长梁绍廷求贷款，梁令银行股长程岭川贷给200元新人民币，社会上还没有流通，一元顶中州币1万元，但要折实（米面、煤球、棉花、布纱等）。我不肯折实，程岭川也去县委汇报，刘汉勋很严肃指出工商局一定要支持书店，才贷给我钱。我拿着200元新币在河口三个合作社买棉花，仙人渡也买几百斤，给他定钱（少数），约有2500多斤，我亲身带棉花去武汉、襄阳专署为报社买纸，也用棉花去武汉换纸，乘运粮木船行走了11天（9月30号到汉，翌日开国大典）。我订了省书店千余册书，订私商纸2台，文具等共价三万元（中州币）。货订死了商票开给我了，我不交钱，货未出他的门，此时物价飞涨，赚他十倍有余。
回到河口已是1950年元月，先到县委汇报赚了大约人民新币一万元，县委发我冬季灰色棉裤、袄子、棉鞋，通报表扬我。正高兴之间，运书木船的老板报告，木船在沙洋遇风沉河，现已捞出了，请书店去人处理，我不得不出发，立刻将书运回河口，在半路用蒸熏办法弄干了，折价卖。
1950年夏天，我陪刘汉勋参加省党代会，三伏天武汉热的睡不着吃不下。省书店经理卜一之答应我调省书店，即派陈宗平顶替我为老河口书店经理。我正欲去武汉，妻子大病住进医院。数月后省书店不需我了，仍留在老河口，县委找我去土改。此时全县南下干部受奖，我获得500斤麦子，一般人奖200斤。
1951年夏天，光化县与老河口市分为两单位，我被河口市分派为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立刻令我招工，培训干部，招集100多人培训100天，请县委、县长各部长作教员，教材由我编写。政审十分必要，一月后辞退了十七八人。这十几人联合上诉到地区和省，地区来了副专员李善民处理这事。我将十几人的政治面貌一一汇报，请市委地委审查。
1951年冬，省委开党代会，要市里派党员参加，资格要经省委审批。河口市去省里请示，回来才派的我，组织部邀我共同审核党员代表，教育界曾宪章、工商界贾效忠、工人界周德旺、妇女代表程学贞、杜淑兰。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去时未穿棉衣，会中李先念主席对代表关怀，每人发给了一套黄色土布棉军装。
这次任务是接受“三反五反”运动，我意识到责任重大，自己能力小，有许多困难。特别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听林彪报告，兼看大会场中的标语和揭发的开封张专员称万岁，洛阳专员结婚戴礼帽穿大衫，新娘子像皇宫妃子一般，心里七上八下。
回到河口，已近年终，向市委汇报，成立“三反五反”办公室。主任由市长兼任，副主任于树昌，秘书由我担任，委员六七位是局长级的。向全市作了大会动员，各个单位开展揭发检举，有的单位打人、禁闭人，航运站对揭发对象不许吃饭，喝水。公路站打伤站长，违纪现象严重。办公室立刻派出工作人员7人，先到邮电局抓了两名敌对分子，也通报批评了副局长的错误行为，为正局长靖汝衡树立领导权威，运动健康进行。
1951年春节过后，专署李善民专员电话，我们先将河口大奸商米厂兼烟厂厂长王益安抓起来。我向市长主任报告，他问我，专员说了为什么？我答李专员不让问，只让抓。市长令办公室召集委员研究，研究结果是抓回政府设个反省室，已有被关的干部十几名，把王益安也按干部待遇。
1952年7月，“三反五反”要整编队伍，集合百余人，我不知怎么处理法。一次光化与河口市领导人开会，指名道姓说老河口干部贪污者少，腐败者多。刘汉勋在光河带头腐败，畏罪自杀了。温伯源(司法科长）、张斌等一个集团约有16人之多，温伯源自绝于党，竟威胁跳楼，张斌等人自由主义泛滥成风，好好检讨。晴天炸雷无边无际，我只有将在书店工作二年回想些事，编成检讨书。领导人一再督促，运动要一个月内结束，只十七天，我的检讨小组就通过了，只待支部向上一级汇报。正在这关键时刻，本支部书记任博新逃跑了。为啥？有人揭发她在保康生私生子。追查到是张斌妻子宣传的，罪过落在我张斌身上。
运动到21天结束，宣布开除张斌、温伯源党籍，撤消行政职务，免予刑事处分。杜专员宣布：光河处分腐败分子十一人，完成任务。
我抱着闻过则改，向地区和光化县委要处分我的文件。不但不叫知道，反说我伪装。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照亮下，才见到1952年地委处分文件，还算属实，未捏造。1954年3月，我与妻子矛盾打架，县委严惩我，隔离反省，四个月不放不处。
7月8日，李靖彬率便衣警察二人将我带到法院。法院不问不立案，遂入狱，坐到8月5日放我到政府。县长袁良栋、组织部长张永秀说我，你去北京告状，叫你走不到孟楼就抓回监狱。关于你在狱房写那“卧薪尝胆，风波亭上气冲天，汨罗江中水悲咽，朱元璋焚烧庆功楼，赵匡胤借的高阳头，宋江上梁山非自愿”等等反动诗，一概不作结论，放你去工作，不再闹意气，闹极端个人主义，如再闹还送回监狱！我说：问题十分清楚，不处理我还闹，处理了就不闹了。你说还送回监狱，不用送，我自己进去吧！被人一手拉回。李秘书挨人发烟，唯不给我，我请求李秘书这烟我可吸一支吗？李说这一盒都给你，我接过折断撒了满地。
李靖彬说：“给你四十元抚恤，明天去张集检查粮食，今天可洗澡理发抱抱娃子。”我写了领款条到民政局领钱，即入住医院养病……
人生沧桑，岁月易逝，历经坎坷，忠心不改。感慨党之伟大，最终公正待我。1983年之后我享受正处级待遇，我真是感到满足，知足常乐，党籍恢复了，身份再非反动派了，我能忘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政策的伟大吗？
年近九旬的我，除了对党对国家感恩，无能报恩，甚为惭愧，回忆这70多年没有为国为民付出应付之力，在这晚年极优裕的社会中，我只要神志不迷，心绝不变，教育我的儿孙，报效党，报答人民养育之恩，永永远远跟共产党走。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幸福！
作者简介：张斌，男，1919年出生，河北省大名县人，离休干部（正处级待遇）。
资料来源：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