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6万干部，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1974年那会儿，全中国的人口也才9亿多，也就是说光是解放军干部就快赶上今天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了。而更震惊的是，这其中超编的干部达到了46.7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的员工全被“塞”进了一个满员的操场里。这些人干啥呢？你可能会以为，既然是军队，那是不是全在上前线？可惜，真相并不是这么简单，人员臃肿、职级倒挂、机制失灵，解放军一度“卡壳”到寸步难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支“战斗机器”变得运转如同戴上了紧箍咒？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让我们先从一个随便抽出的例子开始。1973年，福建军区里，副军级以上的干部有多少？答案是——三四十个！换句话说，单单一个省军区领导班子就要“挤火车”，而且还得是那种站票的火车。再看湖北军区，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正副政委、副司令加起来有三十多人，可这些职位其实只需要几个人来干。上层人员堆积如山，效率自然受影响，决策流程拉长，资源分配失衡，整个军区一点也不潇洒。
但重点来了：难道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不合法吗？为什么就没人采取行动呢？这里面可大有文章。不过先卖个关子，这股超编“大军”的成因远比你想象的复杂，背后既有历史的痕迹，也有现实的无奈。
这股“超编风暴”要从新中国建国初期说起。彼时，军队干部的选拔政策非常看中一个词：“稳定”。换句话说，你只要能力过硬，岗位不用挪，干一辈子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辈子真的就能换来效率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由于干部们迟迟不愿卸任，位置被牢牢占据，导致很多基层干了多年想晋升的干部找不到位置，军内资源陷入“塞车”。
退休制度在当时基本是“稀有物种”。干部们上了年纪也愿意留在职位上，毕竟没有硬性规定谁必须辞职。如果我们假设，岗位本身的像是一个篮球场，那这些多出来的副职就像是硬生生给场地加了副场，却没有给多余的球。所以发展到后来，想提拔的人提不上去，想工作的也干不了什么，最基本的运作效率都在下降。
普通战士怎么看这事儿？一名参加过对越防御作战的老兵曾坦言，当时机关的干部确实不少，“命令下达一级拖一级，最简单的一个指令，有时十天半个月都不能走通。”这种不接地气的领导体系让最该专注于战术的人陷入了内耗，他们要不是忙着捋满是补丁的沟通流程，就是无奈地看着“小鞋”越摞越多。
表面上，军队的干部制度在70年代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可表象之下还有更麻烦的隐患。有人可能觉得，反正干部多点也没坏处，最多大家分个副职，分头负责。但是你能想象副职人数比正职多一倍的画面吗？没错，这在那个时期已经是“常态”。
福建军区内光是分区一级的干部，就已经快要“挤爆”会议室了。但这些干部大多都从哪里来的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是“兵团回归潮”。在1970年前后，全国很多地方搞生产建设兵团，把军人派去屯垦戍边，结果到了70年代初，这些兵团被撤编了，大批干部回到了原单位。兵团在当年的规模可是动辄上百万人，这阵“回锅浪潮”直接让军区的人数负担骤然上升。过去已经吃得很饱的“编制锅”一下子被塞得满满当当。
你可能会好奇，如果这些人都经验丰富，那不是挺好的吗？按照理想的情况，确实应该变得更高效，可惜现实却是：1.一部分老干部确实威望高，但工作能力跟不上时代需求；2.后辈提不上来，失去了干劲。所以人虽然不缺，真正能把事情办好的，反而成了稀缺资源，这不就是个笑话吗？
偏偏在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还发生了一件“燃上加燃”的操作——职级倒挂。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原本应该是正职的人在副职干活，原本副职的位置却吨位轻得像个空壳。举个例子，一个营长如果干得足够久，本来该晋升到军长，可军长的正职位置被占，他就只能当个“副军长”。结果，职位越分越细，责任越来越模糊。
这件事到了后来，跟干部机制中的另一个问题“资历至上”搅和在一起，更是让矛盾一发不可收拾。当时选拔干部特别注重资历，而非完全以能力为标准，老兵们的优先级被拉得很高，年轻干部的机会被压缩得基本只剩空想。就像修地铁隧道，你原本就堵成麻了，又还没设备升级，效率低简直是个必然结果。
到这为止，你可能觉得事情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吧？错！“超编大军”真正的高峰，出现在更大规模的军队改编之后。七十年代是兵团改革的高潮，部队既要吸收来自各个层级的回流干部，又要整合更多的生产力建设问题。这还没完，政策变化让一些尘封多年的老问题再度被显现，比如如何快速提高现代战力本质，而这些大多跟干部编制调整息息相关。
到了整顿后期，军区中的不少人已经看出，这些增加的角色反而成为战斗体系中的一个包袱，却也找不到办法解决。大家彼此不信任，“和稀泥”式决策充斥着会场，甚至出现了很多人故意推托责任的情况。看似平静，但暗潮汹涌，问题一个叠一个，终究会成为隐患。
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军队的干部政策初衷很好，它确实希望通过稳定保障战斗力，但“稳定”和“僵化”之间，就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在“资历压制能力”“回归无法消化”的问题上，各级军区的“超编”看似没有硬伤，实际上却是国防效率的致命缺陷。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既然当时已经察觉到问题，也有了后期的一些改革动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思：当前的体制中，是否还存在类似的隐患？当“人浮于事”和“发展过载”矛盾不可调和时，是不是该果断出手，而非等着问题一步步变成“洪水猛兽”？
我们常说人多力量大，但问题是，这种“拥挤的力量”真的会像理想中那样，换来效率和实力吗？你怎么看？如果扪心自问，同样的情况换到现代，你觉得哪些领袖能做到彻底解决这个积压问题？欢迎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