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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20日，南昌向塘机场。
一架专机缓缓降落在江西的土地上，机舱门打开后，走下三个人：65岁的邓小平、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
这是邓小平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的开始。
飞机降落后，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省军区招待所住了三天。
三天后，他们驱车前往居住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
汽车内除了邓小平一家外，还有军区选派的管理秘书兼警卫黄文华。
学校位于新建县望城岗，因此处地势较高，能鸟瞰南昌市，因此得名"望城岗"。
步入校内，主干道两旁挺拔高大的梧桐树，给这座军校平添了几分威严和肃穆。
"将军楼"位于办公楼后侧的一个小丘上，楼前几棵高大的桂花树，使小院变得青翠而温馨。
小院外面是由高大的绿色冬青树环绕着的围墙，冬青树里面还有一层竹篱。
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一个名叫罗朋的人即将与邓小平的命运产生交集。
罗朋担任该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
更为巧合的是，这个罗朋曾经是邓小平在晋冀鲁豫军区时的老部下。
【一】特殊的任务安排
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位于南昌市郊，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地方企业。
厂里主要从事拖拉机配件生产和修理业务，工人不足百人，设备相对简陋。
这个普通的小厂在1969年秋天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以及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专程到厂，向厂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罗朋布置任务。
陈昌奉曾给中央领导人做过警卫，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重要性。
他开门见山地对罗朋说："省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厂。中央决定把邓小平放到江西劳动，省革委会决定把他安排在你们厂。"
任务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这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安排车间劳动，每天三四个小时；在称呼上，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个姓，叫老邓。
陈昌奉特别强调，邓小平在此劳动，厂里工人知道就行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
有什么事，直接到保卫部找他。
接到这个任务后，罗朋内心复杂。
罗朋，1915年出生，曾名罗鹏，祖籍番禺。
他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1938年6月，罗朋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5月，罗朋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被分配在政治宣传部任教育科副科长，成为刘伯承、邓小平的部下。
这个历史细节具有重要意义。
罗朋在二十多年前就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对这位老首长有着深刻印象。
1949年，罗朋随南下工作团到华南，任二分团秘书长；到广东后，任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不久，调任海南行署公安局局长；1956年，被调往北京，任公安部四局（边防局）副局长。
1959年秋，在"反右倾"运动中，罗朋因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中的弄虚作假、浮夸风表示不满，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下放到青海农村劳动。
1961年初冬，被下放到江西，任省农厅调查设计处处长。
1962年任江西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同年冬被调到江西蚕桑垦殖场任党委书记。
1969年，罗朋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任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经历了人生起伏的罗朋，对邓小平的处境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作为曾经的部下，他对邓小平有着敬重之情。作为厂里的负责人，他也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二】周密的安全保护措施
罗朋立即召开厂保卫小组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安全部署。
他安排可靠的工人负责邓小平的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工人彻底打扫厂区卫生，清理掉"打倒刘邓"等字样的大字报和标语，营造出相对整洁、友好的环境。
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罗朋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不许把邓小平来厂的消息透露给任何人，包括家人，以防造反派来闹事。
厂里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安全保卫小组，并派一名老党员把门，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能在厂部接洽工作，不准进车间。
厂里还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供邓小平休息，在车间角落里搭建了简易卫生间。
为了确保安全，车间主任陶端缙每天提前上班，仔细检查邓小平夫妇会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以及会使用到的每一样工具。
这些保护措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需要很大勇气。
有一天，几辆大汽车载着造反派来到工厂，气势汹汹地要见邓小平。
把门的老党员理直气壮地阻拦："你们不能进！"
造反派头头不可一世地说："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你们还要保他，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面对这种冲击，罗朋和厂里的工人们坚持按照上级要求，确保邓小平的安全。
造反派与门卫"短兵相接"的情况有人很快向罗朋汇报，罗朋立即召开厂保卫小组会议，说："最近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打听邓小平的下落，要提高警惕。"
"绝对保证邓小平的安全，这是总理的指示，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地执行。"
"保卫小组的人回去一定要告诉工人，不管什么人问邓小平的下落，一句话，不知道。这是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
【三】小平小道的诞生
为了方便邓小平上下班，工人师傅们从工厂后墙开了个小门，并用炉灰渣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路直通陆军步兵学校。
这条小路后来被人们称为"小平小道"。
这条小道是一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
路不宽也不是很平，两旁就是庄稼地。
邓小平夫妇风雨无阻，在这条小道上来来回回走了三年零四个月。
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记述："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
"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一条白色的小路。"
在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后，车间主任陶端缙安排邓小平做他熟悉的"老本行"——钳工。
起初让邓小平去清洗零件，但是清洗零件需要长时间蹲着，邓小平的膝盖不太好，所以便想让他去描图纸，可是线条又太细，看不清楚。
后来陶端缙就提出，要不干点力气活，当钳工怎么样？邓小平听后立马说："要得要得。"
基于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曾在雷诺汽车厂干过钳工的经历，他对这个工作并不陌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40年后重操旧业。
邓小平在劳动车间就是在这个钳工台上做钳工工作。
钳工台桌身为木质，桌面覆盖了一层铁皮，主体为棕黑色，一侧设有台虎钳。
邓小平十分满意这一工作安排，这让他想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
他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锉了起来。
在工厂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就在这张斑驳的工作台前辛勤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完成每件属于他的工作。
每次干完活后，他上半身的衣服都要被汗水浸透。
经邓小平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次品。
看到他的劳动成果，工友们连连称赞："老邓，你锉得蛮快，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四】日常劳动生活
邓小平平易近人，每天踏进车间大门，见到工友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
下班的时候，他收拾好物品，和工友们说一声"明天见"，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回家。
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邓小平都按时上班，从不请假。
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把他当"监管对象"对待。
休息时，大家都乐意围在邓小平身旁，和他交心。
工友们对这位老钳工的技术水平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技术水平相当于四级钳工。
邓小平工作时十分专注，态度认真。
据当年的工友回忆，邓小平工作的时候，即使有人在旁边说话，他也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做好手头的工作。
他的工作效率很高，质量也很好，从来没有出过废品。
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三年零四个月时间里，邓小平不仅接触了基层工人，了解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时间和空间。
这段经历对邓小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
这一重大事件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
1971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在工厂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罪行材料的正式传达。
经过思考，三天后的11月8日，邓小平给伟人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并汇报了自己两年来在江西及孩子的情况。
伟人阅信后要求汪东兴继续管邓小平的事，并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972年1月10日，伟人出席陈毅追悼会时，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定性对改变邓小平命运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示意陈毅家人将此信息传递给邓小平。
【五】家庭团聚的时刻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伟人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这是邓小平在江西期间的一个重要变化，家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更多温暖。
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
据邓榕回忆，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这个消息给邓小平夫妇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现在，两个孩子能够来到江西，对邓小平一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慰藉。
邓质方和邓榕的到来，让这个家庭在困难时期仍然保持着温暖的氛围。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再次致信伟人。
这封信写得很长，除了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对自己的"错误"作检查外，重要内容是提出了工作要求："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
8月14日，伟人阅信后批示："没有历史问题。"
"他没有投靠苏修。"
这些批示表明，邓小平复出的时机正在成熟。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请汪东兴和纪登奎落实8月份伟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指示。
他们在12月27日请示了伟人后答复说，邓小平可以回京。
一个月后，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
这个消息的到来，标志着邓小平即将结束在江西的特殊岁月，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工作岗位上。
对于罗朋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三年多来承担的特殊责任即将结束......
【六】邓小平的重新复出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罗朋不仅要确保邓小平的安全，还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他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既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邓小平照顾。
这种做法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品格。
2月20日，工厂的工人们来跟邓小平道别。
这次告别显得格外温馨，因为三年多来，这些普通的工人给了邓小平许多关怀和帮助。
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里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
邓小平离开后，罗朋也调到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任副校长。这次调动看似平常，但实际上标志着罗朋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197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这个决定标志着邓小平正式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1973年4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
周恩来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坐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座位上。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立刻引起了很大轰动。
德国作家乌利·费兰茨记述了这个惊人的情景："当我们发现邓小平也出席宴会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复出后的邓小平重新投入到党和国家的工作中。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在1975年，邓小平主管外事工作，接待、会见、迎送来自世界3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各种代表团或外宾64批次，陪同伟人会见外宾12次，批阅外事文件27件，为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的复出和重新担任重要职务，标志着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同时，这也意味着那些在困难时期帮助过他的人，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不同的对待。
【七】罗朋的人生转折
1973年，邓小平离开江西后，罗朋调到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任副校长。
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是一所具有特殊背景的学校，承担着干部培训和理论教育的任务。
罗朋在这里工作期间，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也积累了教育管理经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担任更高职务做了重要准备。
1975年至1980年，罗朋再度出任蚕桑场党委书记。
这个任命看似是一个降职，实际上是让罗朋在基层实践中继续锻炼。
蚕桑场的工作让罗朋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这对他后来从事民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罗朋迎来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他被调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
在江西省民政厅厅长的岗位上，罗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
民政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
罗朋凭借自己在基层工作的丰富经验，在这个岗位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民政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需要工作人员既要有政策水平，又要有实际工作能力。
罗朋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这使他能够很好地胜任民政厅厅长的工作。
他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认可。
罗朋在担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期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民政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任务。
罗朋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为江西省的民政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从基层工厂走出来的干部，罗朋深深理解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困难。
这使他在处理各种民政事务时，能够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真正做到为民服务。
罗朋在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岗位上工作了多年，直到退休。
他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也为江西省的民政事业发展留下了重要贡献。
从一个在特殊时期承担特殊任务的厂长，到成为省级部门的负责人，罗朋的人生轨迹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罗朋的晚年生活相对平静。
他经常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那段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特殊岁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朋曾经说过："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
"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做的。我没想到这会对我的后半生产生影响，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样做。"
1995年罗朋去世，终年80岁。
在他的一生中，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变化。
他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为省级领导干部，这个过程既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历史机遇的作用。
罗朋去世时，来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其中包括省里的领导、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以及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老工人。
大家都在缅怀这个朴实无华但品格高尚的老人。
罗朋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任何时候，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都是最重要的。
虽然在当时看来，罗朋对邓小平的照顾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选择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邓小平在江西的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一页，而罗朋和其他工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也可能对历史产生影响。
罗朋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的价值观念，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像罗朋这样的人选择了按照良知行事，他们的行为虽然看似平凡，但实际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朋的人生轨迹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普通干部的经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发展机会。
这个故事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按照良知行事。
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曲折，但正义和善良最终会得到应有的回报。罗朋的经历就是这个道理的生动体现。
罗朋的一生，从一个普通的革命青年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干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
他的人生轨迹，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时代变迁的反映。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选择了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这个选择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品格，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