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优质创作者扶持计划啦#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23年，城乡居民月平均养老金水平是205元，每天每天约为1美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待遇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同年，全国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数为1.65亿人，其中97%是农村户籍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农民，原生城市居民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数仅占比3%。这个数据结构反映：所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低，实质是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低。
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低是客观事实，而造成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低的原因，表面看是农民交养老少、国家财政补贴不足等等。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演进中，市民（城镇居民）继承了历史优质资产，农民继承了历史负债，才是造成农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深层原因。正是这种历史原因，导致农民保障不足，且形成恶性循环：低收入—低缴费能力—低养老金—老年贫困风险加剧，农民深陷“无保障低保障”的代际传递。
一、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8）下的资产固化分配，市民享有充分社会保障是历史优质资产
计划经济时代通过严密的城乡二元分割，塑造了福利分配的先天性失衡格局：在单位制保障体系下，城市居民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1978年，城镇职工医疗报销比例普遍超过70%，享受福利分房，退休金替代率可达70%-80%。市民享有充分保障是计划经济体制留给历史的优质资产。
而同期，同为中国公民的农民被排除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依靠土地和集体承担生老病死风险。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仅覆盖约85%的行政村，但保障水平极低；养老完全依赖家庭和土地，无制度化保障，是计划经济体制留给历史的负债。
这一阶段，城乡福利鸿沟已通过制度被固化，农民在起点上就背负了沉重的“无保障”历史负债。
二、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二元分化（1978-2014），市民继续历史优质资产，农民继承了历史负债
新中国成立已经76年，如果要把中国成立至今分两个阶段的话，无疑可以分为1949—1978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至今的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度和全面确立时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度和全面确立至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演进呈现巨大落差：
（一）市民延续保障优势：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确立了职工养老保险框架；1998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建立。市民依托原有制度基础快速接轨社保体系，继续承接“历史资产”。202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5.04亿人。
（二）农民深陷制度空窗：农民在养老、医疗等核心保障领域遭遇严重制度滞后：
1、养老保障空仓20年：从1991年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到2009年新农保试点（国发〔2009〕32号），再到2014年城乡居保正式并轨（国发〔2014〕8号），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空仓期长达23年。
2、医疗保障长期低质：2003年新农合启动，但筹资与保障水平远低于职工医保。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仅1000元左右，而职工医保达4000元以上。
3、就业捆绑未解：农民就业仍与土地承包权绑定，未被纳入平等就业服务体系，无法享受失业保障等权益（2023年农民工总量2.96亿，但参加职工社保比例不足25%）。
三、现实困境：历史负债的当代显化，不是农民不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性价比，而是农民经济水平负担不起。
历史负债与制度断层叠加，深刻制约农民增收与保障能力：
（一）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1990年的2.20:1扩大到2023年的2.53:1。农民增收乏力，难以支撑职工社保缴费（2023年职工养老保险人均年缴费超8000元）。
（二）养老金待遇鸿沟触目：2024年，企业职工月人均养老金约3577元，而城乡居民养老金仅205元，差距高达17.5倍。（人社部2024年数据）。多数农民月养老金仍不足500元，远低于800元左右的农村低保线。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悬殊的根源，深植于计划经济时代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市民承接了住房、就业、养老等“历史优质资产”，而农民则背负着无保障的“历史负债”。改革初期的制度断层（1991-2014）进一步拉大了这一鸿沟，导致农民在收入增长与社保参与上陷入困境。17.5倍的养老金差距（2024年），是历史负债在当代最刺眼的显化。
四、制度重构：迈向公平统一的国民养老体系
针对农民养老金待遇过低以及提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议。鉴于农民养老金待遇过低的深层原因是历史原因，本人认为：提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建立更加公平的养老体系，唯有通过制度重构——建立普惠的国民基础养老金、推动企业缴费向养老税转型、打通个人账户激励通道——方能打破身份枷锁，偿还历史债务，破解困局。具体对策：
（一）真正 确立国民平权理念。彻底废除社保制度中的城乡户籍挂钩，以公民身份作为保障权利基础。
（二）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中央统筹全国养老基金，确保基础养老金全民统一标准（可参考全国人均消费支出40%-50%）。允许基于地区物价差异适度浮动，但需设定上限（如浮动不超过±20%）。
（三） 强化个人账户激励。不分在职身份、地位、级别、职称、地域，实行统一缴费标准，依靠个人账户余额体现“多缴多得”。允许灵活就业者参照职工标准缴费，打通身份转换通道。
（四）改革企业缴费为养老税。将现行按工资比例征缴的养老保险费，改为按企业营收/利润征收的“养老保障税”（如税率1%-3%）。税收全额注入国民养老基金，扩大资金池并强化再分配功能。
（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公职人员职业年金制度。公务员、事业编、军人等群体在享受普惠国民养老金外，可保留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同时严格限制职业年金替代率，确保总体待遇公平（如总替代率不超过在职收入70%）。
构建普惠公平的国民养老制度，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享有免于匮乏的尊严时，城乡二元的历史裂痕才能真正走向弥合。养老金的平等，终将成为一个文明对劳动者最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