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自运动拉开序幕的一周年之际，毛主席在一次聚会中，提及了前往湖南、长沙、武汉的愿望，更表示有意在武汉畅游一番。杨成武对此事早已有所耳闻：仅几天前，毛主席便曾两次与他谈及此事。当时，杨成武担任着代总长的重任，在军队中的地位仅次于“副帅”及叶剑英。

1967年夏季的七月、八月和九月，杨成武陪同毛主席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南方巡视，其政治地位与历史地位均达到了顶峰。此次南巡与以往不同，它是基于中央会议的决定而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毛主席前往武汉，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原因是武汉的局势当时并不明朗，甚至可以说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

毛主席对于这场运动的憧憬，便是“大乱而后大治”。有人曾评论“武汉局势略显纷扰”，毛主席却轻轻一笑，回应道：“无妨，我并不惧怕混乱。”随即便亲自指定杨成武一同出行。

在启程乘坐专列前往武汉之际，周总理郑重对杨成武叮嘱道：“此次外出，你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作为主席的联络人，二是确保主席的安全。一旦有事，可直接与我联系。”周总理事无巨细，不仅精心安排了飞机与舰艇抵达武汉，以防毛主席不时之需（事后果然派上了用场）。他对武汉的混乱局势早有预料，因此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那两项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在武汉，毛主席计划前往长江畅游，杨成武受命先行侦察。不料，有战士认出了他的身影。尽管杨成武矢口否认，但战士们坚持道：“没错，我们曾在毛主席接见群众的影片中见过您。”杨成武担忧此行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急速返回东湖宾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为后文埋下了伏笔，稍后自会揭晓。

毛主席亲赴武汉，实地考察这场运动的进展，实则意图洞察地方局势的实际情况，探明其是否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起初，武汉的局势虽显混乱，却仍维持着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随着谢富治与王力的到来，他们未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行事，导致矛盾加剧，使得原本已经热烈沸腾的局势进一步升级，宛如火山般喷薄欲出。

毛主席历经风雨无数，眼前的些许波涛又何足挂齿，故而起初他并无离去的打算：即便谢富治遭受围攻、王力被拘捕。然而，随着时日的流逝，“720”事件并未平息，局势反呈加剧之势，毛主席陷入了难以作出准确决断的困境：事态并未如他所预期般迅速好转，反而出现了有人冲击他下榻之宾馆的举动。

副帅接获消息后，即刻命秘书草拟一封书信，交由戚本禹审阅修订，并指派邱会作亲自将信件送往武汉呈递给毛主席。在邱会作启程之际，江青严肃地叮嘱：“只要你的脑袋尚在，这封信就必须送达。”

“都准备。”毛主席自早年便鲜少乘坐飞机出行，或许是鉴于当前的紧急形势，急需快速撤离，于是他提出乘坐飞机离开。

然而，谁能料想，在即将踏上飞机的那一刻，竟然遭遇了一桩不小的变故。杨成武下令，要求在飞机旁的十几名空军干部战士立刻将舷梯推进。其中一位干部语气坚决地回应道：“除非武空司令和政委下达命令，否则无人有权擅自移动此架飞机！”

杨成武焦急万分，因为就在前几天，机场已数次遭遇人群包围与冲击。若今日再因此延误，毛主席未能成行，恐怕将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动乱——彼时，争夺高级干部支持己方的现象尤为盛行。

杨成武自我宣布身份：“吾乃代理总长杨成武，下达给各位司令政委的命令均由我发布，而这架军机亦是我所吩咐调派！”然而，这些干部与战士们却并未听从，不知是未曾识得杨成武，抑或是对于代理总长的身份有所怀疑。前文提及杨成武尝试横渡长江时曾被人认出，而如今，这些干部与战士竟对他说出“不认识”二字。

毛主席坐在车内，亦敏锐地察觉到了外界的声音。眼见杨成武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他沉默着走下车，直接朝飞机走去。杨成武见此情景，便对众人说道：“瞧，是毛主席亲自要乘坐这架飞机。”直至此刻，这些干部与战士方才不再阻拦，放行通过。

毛主席刚刚登上飞机，机长便上前询问航向。杨成武正准备作答，毛主席却抢先一步说道：“我们先起飞吧。”随着飞机腾空而起，毛主席随即向机长指示：“向东方飞行，前往上海。”

话音刚落，老者目光穿过那狭小的窗棂，望向脚下的武汉三镇，随后眉头紧锁，缓缓合上了双眼，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尽管遭遇了诸多变故，毛主席和周总理依旧坚持要维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以及政治委员钟汉华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