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1日这天，胡适翻阅了大陆刊行的毛泽东诗词，并于当日日记里记录道：

《游仙·致李淑一》

我丧挚爱杨开慧，君失佳侣柳直荀。

杨柳轻扬直入九霄。

询问吴刚所持何物，

吴刚取出桂花酿制的酒。

孤独月宫仙子轻展长袖。

长空万里，为忠魂而舞动。

忽闻人间已降虎。

泪水如暴雨般骤然倾泻。

我请赵元任查看此词中“舞”“虎”“雨”与“有”韵字相押的情况，询问能否这样押韵。他表示，湖南韵里也没有这样的通押方法。

海峡两岸开展胡适日记整理出版工作后，笔者方有机会读到这一有趣记载，进而写下后续内容。

青年毛泽东敬重且仰慕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与其交往较多，并受其部分进步思想影响。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受师范时期老师、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邀请前往北京，经推荐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当时，从美国归来的知名学者胡适正在北大任教。在此期间，毛泽东常抽空旁听胡适课程。胡适在文中提及毛泽东为其“从前学生”，此说法属实，尽管胡适仅比毛泽东年长两岁。毛泽东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亦受胡适启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修大学“名称由胡适之先生拟定”。毛泽东还曾亲自拜访胡适，向其请教。胡适1920年1月15日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来访谈湖南事宜”。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表示，五四运动前后，“我极为钦佩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他们取代了我已摒弃的梁启超与康有为，成为我的榜样”。

关于他提及的这首词押韵问题，仅从“纯技术”层面考量，胡适观点有其合理性，因其“论证”逻辑较为严谨，还向湘籍知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请教，最终得出按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蝶恋花”词牌规定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韵脚需在同一韵部。依此要求，毛词确实“违规”。上阕〔柳、九、有、酒〕属上声二十五有韵，下阕“袖”属去声二十六宥韵。上声二十五有与去声二十六宥通用，同属词韵第十二部，符合词律。但下阕〔舞、虎、雨〕三个韵脚字均为上声七麌韵，属词韵第四部，与上阕四个韵脚字及下阕“袖”字明显不同韵。严格按词谱，这首词确实“破韵”。因此，从严格遵守规则角度，胡适批评合理。

此类韵脚使用不合常规，注重用韵且精通格律的毛泽东对此自然明了。1958年12月，他在“作者自注”里提到：“上下两韵，无法更改，只能保留。”“无法更改”表明毛泽东为避免因韵脚而影响诗意表达选择“破格”。如此用韵，使诗意与韵律相融，自然一体，故而“只能保留”。诗以言志，若格律仅为表情达意服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化用臧克家类似观点），此时又何须拘泥于形式？缺乏诗意、没有诗味的语句，即便符合格律，也算不得诗。这首《蝶恋花》虽“破韵”，却能精准表情达意，因此无需刻意迎合格律。毛泽东在遵守词律基础上，依据表达需求灵活调整，这不正是他“旧体诗词需发展、需改革”诗论的艺术实践吗？故而从创新发展视角看，胡适的批评过于僵化、严苛。

胡适当日日记记载“撰写《自由与容忍》，终成稿”（正式发表时更名为《容忍与自由》）。这位倡导容忍与自由的学者在创作这篇获广泛赞誉的文章时，对“学生”诗词的批评却表现出零容忍态度。此点上，“老师”逊色于“学生”。1956年2月某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代表宴会上提及：“胡适性格固执，我们曾托人转达归国意愿，不知其执着何事。批判言论难免尖锐，但新文化运动中他的贡献不可抹杀，评价需实事求是。待至21世纪，或可为其恢复名誉。”“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未全盘否定，保持客观公允。此情形或令胡适当年始料未及。

此文系《党史博采》首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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