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政协报有篇应细飞的报道

云南近代史上，有位在云南待的时间不算久，名气不算大却十分关键的人物，他叫华岗。华岗生于1903年6月，卒于1972年5月，字西园，还有林石斧、林少侯、刘少陵这些别名和笔名，他是浙江龙游县人。抗日战争后期，华岗带着秘密任务来到昆明，在云南度过了将近三年紧张忙碌且成果颇丰的日子。

告别山城重庆，前往昆明休养身体。

1942年寒冬时节，华岗这位既当过《新华日报》总编，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人，因长时间在艰难条件下奔波，染上了愈发严重的结核病。重庆天气又热又潮，对治病没啥好处，所以党组织就安排他去昆明养病。

华岗便给在云南大学任职的好朋友尚钺写了封信，说自己想在云南大学寻个差事，这样既能调养身体，又能继续搞学术研究。

1943年2月，昆明城里阳光灿烂，到处都透着春天的气息。

华岗坐着汽车，从重庆一路到了昆明。

一路走来，不仅被崎岖难行的路颠簸得疲惫不堪，还被病痛狠狠折磨着。到了昆明，戴着眼镜的华岗一脸倦容，病似乎也更重了些。

抵达昆明后，他暂住在岗头村一位云大教授费清的家里调养身体。

昆明气候温和，四季都像春天一样，这让他对康复满怀希望；身处众多文化名人、学者和教授汇聚的地方，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愈发高涨；来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国统区后方，他内心变得无比坚定。

休养了一段时间，华岗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

华岗为了工作起来更顺手，就去找了在大革命那会儿就认识，而且关系特别铁的孙仲宇，让他帮忙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儿。

孙仲宇让华岗住到了自己家里。可家里房间不多，住得挺挤的，后来孙仲宇就去找了位思想进步的解德文商量，把华岗安排到金碧路上解德文的店铺里先住着。

金碧路是条交通繁忙的大路，郑伯克担心华岗住在那里不安全，而且工作起来也不方便，就告诉孙仲宇，华岗得赶紧换个地方住。

几天后，孙仲宇跟解德文合计，让解德文从解家位于马市口附近五华坊的房子里，想办法腾出一间屋子给华岗住，毕竟那儿相对安全些。

后来刘浩被调去重庆南方局另有工作安排，他之前租住在华山西路芮沐律师事务所的房子还没到期，他就把住房钥匙给了郑伯克，郑伯克随后又把钥匙给了华岗，华岗便搬去那里住了。

自那以后，华岗带着妻子谭滨若和儿子丹波，总算能较为舒心地安定下来了。

与龙云会面 同议国家大事

昆明位于高原地带，山与水相互映衬。

抗战全面打响后，北京、上海、武汉等许多地方的文化界名人、专家学者还有教授们，都纷纷撤离到了昆明。

国民党蒋介石手下的嫡系部队大量进驻云南，滇西、滇南、滇中到处都是他们的军队，这让在云南手握军政大权的龙云心里很不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了。

现实的局势让龙云不得不认真思考起自己的将来和出路。

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龙云的态度从反共慢慢转变为亲近共产党。

1943年8月的时候，罗隆基去见了龙云，跟龙云提议让他和中共取得联系，一起商量国家大事。

龙云便让罗隆基给中共带个话，邀请周恩来到昆明来，一起商量怎么把抗日工作做得更好。要是周恩来实在抽不开身，就派个代表常驻昆明跟他沟通，还拍着胸脯保证，安全方面他来搞定。

随后，罗隆基把这条消息告知了当时在云南大学教书的地下党员周新民，周新民迅速将此事传达给了曾在南方局任职的刘浩，刘浩随即向郑伯克做了汇报。

郑伯克把这事交给中共云南省工委商讨后，便向南方局汇报，请中央和南方局来做决定。按照郑伯克的建议，刘浩用他和钱瑛事先定好的密码，给南方局写了份报告。

党组织安排在《云南日报》任职的地下党员欧根，借着以记者身份前往重庆采访的由头，到重庆向南方局进行工作汇报。

九月底，欧根离开昆明前往重庆。抵达南方局后，他首先与廖志高碰面，并递交了报告。

十来天之后，廖志高将南方局的指令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去转交给省工委的刘浩。

指示里没说让龙云派代表的事儿，只是说：做统战工作的人别太多，得精简高效，刘浩以后的工作全由郑伯克来管，不用再给南方局汇报了。

刘浩把南方局发来的指示拿给郑伯克过目，一切按指示行事。随后，董必武通过电报把这事告知了中央和周恩来。

周恩来收到电报消息，马上就想起了华岗，他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还负责过高层人士的统战事务。

所以在1943年10月1日那天，他给董必武发了封电报，说：“华岗已经去云南养病了，能不能考虑让他长期留在那儿，让他和罗隆基取得联系，有需要的话，就让罗隆基带他去见龙云。”

华岗被中共派到龙云身边，表面上是去“寻找并收留长征途中流散在云南各地的红军将士”，实则是为了对龙云开展工作。

1943年10月下旬，在《云南日报》收发室负责秘密传递工作的李玉昆，受中共指派给刘浩送去了一封董老亲手写的信。

信封上面写着：请帮忙转交给《云南日报》的刘若坚先生。

若坚先生您好：西圈年初就到昆明养病去了，他托朋友联系上了居亭主人，您要是想找他，可以写信到昆明东郊岗头村，让云南大学的费清教授帮忙转交。

还说：华先生身体不太好，别让他为琐事烦心，请多照应。最后署名只有一个武字。

刘浩读完信后满心欢喜，便把信递给郑伯克过目。郑伯克随后让刘浩写封邀请信，请华岗到城里来一趟，把董老那封信给华岗看看，再带着他去见罗隆基，让罗隆基来安排与龙云见面的时间。

后来，刘浩给华岗寄去一封信，提议在《云南日报》那里碰头。

刘浩和华岗原本就互相认识，两人碰面后，刘浩便领着华岗去了自己住的地方（螺峰街），把董老写的信拿给他看，还跟他说了龙云请求派代表的来龙去脉。之后，华岗就让刘浩赶紧带他去见罗隆基。

当日，刘浩领着华岗去了五福巷罗隆基的住处（也就是现在的五一巷），让华岗和罗隆基见了面，还拜托罗隆基找龙云定个时间见见华岗，并把董老写的信拿给罗隆基瞧了瞧。

没过几天，华岗就和龙云在五华山的滇黔绥靖公署碰了面。华岗给龙云讲了讲中共中央对抗日救国的想法和政策，还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局势。

这次会面，华岗对当下局势的深刻剖析，让龙云打心底里佩服。

他曾经跟张冲说过：“我对华岗的观点，特别佩服。”

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龙云不再担任职位，华岗都以中共地下代表的身份和龙云进行联络。

后来，华岗每个月都会和龙云见上一面，两人聊聊近况，交流看法，还几次跟龙云说，不能对日本妥协，不能打内战，要支持爱国民主运动，龙云对这些观点都很认同。

华岗向龙云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各项政策，并将中共中央已公开的资料赠予龙云。龙云随后将这些资料分发给亲信张冲及身边幕僚传阅，此举对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势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此之外，华岗在西南联大期间还拉拢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并让他们与龙云建立联系。龙云听从了华岗的建议，开始更多地与高校里这些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交往，还分别邀请闻一多、吴晗、楚图南、张奚若、曾昭抡、潘大逵、周新民等人到家中做客，一起探讨分析当时的局势。这些举动，对进一步争取龙云及云南地方上有实权的人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为了拓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华岗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借助龙云的人脉，好几次去劝说西南地区有势力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王瓒绪等人，推动他们向共产党靠拢，为抗日民主运动出力。

龙云采纳了华岗的提议，和川康两省有势力的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走得更近了，一起商量怎么联手应对蒋介石。

1944年年末，龙云悄悄加入了民盟，随后用各种合适的方法，为爱国民主运动提供掩护与支持。他身边的一些要员也陆续成为了民盟的一员。龙云不仅掏钱赞助闻一多和吴晗主编的进步杂志《民主周刊》，还批准《新华日报》在昆明开设分销点。

暗中搭建电台　悄悄传送情报

1943年10月，南方局委派华岗作为党的代表，与龙云搭上了线，开始秘密合作。龙云还在自己的灵源别墅周边安排了一个秘密电台，专门用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延安直接通联。这个电台配了两名报务员，还安排了一个警卫班保护。电台除了收发情报，还会抄收新华社的新闻稿件。

1944年八九月的时候，昆明这边的电台先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搭上了线，随后又跟延安的电台联系上了。

自那以后，华岗常常安排谭滨若把接收到的中央政策和指示转交给郑伯克，而且他也会第一时间把云南的情况汇报给南方局和中央。

之后，因为海源寺那儿的电台被敌人盯上且不断受到干扰，为了安全，就把电台搬到了昆明城圆通山后头的小菜园8号，也就是龙云家的小车库里。

这台电台一直用到1945年10月3日，直到蒋介石动用武力把龙云赶下台才停用。

携手学者共奋进　踏实干活不松懈

抗日战争那会儿，昆明聚集了好多学者、教授还有文化界的人，成了后方一个关键的文化重镇和民主阵地。华岗跟中共云南工委一块儿，为打造这个阵地可没少下功夫。

那时候，知识分子的组成特别杂乱，有从北平、上海、天津之外，像湘桂地区甚至国外特地赶到昆明的学者、名人，还有昆明本地的知识分子。大家在抗日救亡的形势判断上，以及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和看法上，都不太一样，有的差别还挺大，这影响了知识分子们的团结。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郑伯克跟华岗合计后，决定对闻一多、张奚若、吴晗这些知识分子多做团结工作，比如把党的公开文件给他们看，让他们更清楚党的政策主张和形势判断，还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郑伯克和华岗商量出的这个做法，也告知了联大党支部，马识途、袁永熙等人也照着这个思路去做了。

后来，楚图南牵线搭桥，让华岗结识了闻一多、吴晗、张奚若、曾昭抡这些教授。华岗还常和闻一多他们坐在一起深入交谈，让昆明高校里的知识分子更加团结了。

1944年2月某晚，华岗前往西南联大位于府甬道的宿舍探访闻一多，两人畅谈政治局势与史学研究。事后，闻一多向楚图南提及：“华岗这人学识深厚，为人也实在。”

大学授课　论文创作

华岗来自浙江龙游的一个山区农家，家里穷得叮当响。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养成了刻苦勤奋的性子，晚上没钱点灯，他就削竹签来当灯照明读书。

中学时代他就爱挥毫泼墨写文章，后来几十年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始终坚信"先当好战斗者，再做好学问家"的理念，把革命研究融入笔端，为后世子孙积攒下珍贵的精神宝藏。

此次抵达昆明时，华岗起初并没有公开谋生的工作。

为了让工作开展起来更顺手，华岗和楚图南等人商量了一番，随后楚图南便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举荐了华岗。经过一番努力，华岗最终以林少侯这个化名，被云南大学聘为社会学系的教授。

为了让华岗工作更顺利，楚图南等人推荐了一位踏实可信的年轻教师王志诚，去云大当助教来协助华岗。

从这以后，华岗以云大社会学系教授的名义，光明正大地和云南的知识分子还有其他各界人士打交道、建立联系，推进各项事务，也能公开写文章发表，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华岗在云南大学教书那会儿，特别重视教学。他不仅教《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些课，还紧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就《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国历史的演变》等重要学术话题给学生们做报告。来听报告的，不光有云大和西南联大的学生，还有不少社会上的年轻人。

华岗在忙于教学和社会活动的同时，也没放下学术研究，撰写了诸如《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战略剖析》、《汉代杰出思想家王充评述》、《为全人类奋斗的马克思》等文章。

出了事变，便离开了昆明。

抗战结束后，华岗多次告诫龙云，别对蒋介石心存幻想，他那套和平说辞都是骗人的，内战迟早要打起来。

特别告诫龙云，得时刻留意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别让部队全扎堆在一个地儿，免得遭偷袭。还建议他，别把主力部队派到越南去参加接收日军投降的活动，省得中了蒋介石声东击西的诡计。

可惜龙云没保持住警惕，没过多久“10·3”事变就爆发了，他被杜聿明解除了兵权，只得无奈前往重庆，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议长。

1945年10月5号那天，气氛特别紧张，华岗悄悄地从昆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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