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1921年4月5日—2019年8月28日），青年时期的风采映照在照片之中。

聂元梓：造反至炼狱

作者｜涂光群

选自｜《人生的滋味》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年1月版次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约4600字

我国首位造反运动领军人物，声名显赫的“全国首份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主要发起者。聂元梓仍然活着（（2001年撰文——编者注）聂元梓已迈入八十岁高龄。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潮中，她那冲击北京大学领导层与北京市委工作的场景，至今仍深刻印刻在人们心中。那贴在组头头处的醒目大字报，至今仍历历在目。此篇大字报蒙受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推崇，在那个年代，它成为了人人传颂的焦点新闻。

两年时光流转至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宣布，将派遣工人宣传队与军队宣传队进驻北京各所高等院校。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那“五大领袖”随即一同离场，自此丧失了引领各自院校“文革”运动的职权。

聂元梓早年经历

聂元梓生于河南滑县一个世代行医且拥有地主身份的家庭。他的父亲，一位对辛亥革命抱有同情之情，后转而同情并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与同情，与聂元梓之兄有着紧密的联系。聂真确实如此。聂真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他不仅是滑县共产党的先驱，更是滑县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聂真先生出生于1907年，如今已年届九十四岁。（2001年）思路清晰，记忆犹存，退休前身为正部级领导干部。

聂家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其中四人男性，三人女性。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排行最小，自幼便享受着父母、兄姐的宠爱。聂元梓的四位兄长和两位姐姐中，除了二哥成为未加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外，其余均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地下革命工作。当时，大哥参与创立了滑县共产党县委，在父母的全力支持和物资援助下，他曾在家中长期办公。随着抗战的爆发，聂家更是成为了八路军过往人员的温馨港湾，不仅提供住宿、餐饮、医疗服务，还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敌军占领家乡后，聂母不幸被捕，但她坚强不屈，在狱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随后，聂父聂母一同前往抗日根据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年仅初中二年级的聂元梓，便毅然随二姐及姐夫一同踏上了征程，抵达了山西太原，投身于共产党人的行列。薄一波聂元梓实际负责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创办的学兵队，并接受了严格的军训。同年8月，她正式踏入了工作岗位。年仅16岁的聂元梓，初次投身的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其领导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老前辈。王世英和刘贯一。

王世英彼时，王世英身为北方局情报部长，深感迫切需创办一份秘密情报刊物，以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在战时提供及时的情报支持。于是，他挑选刘贯一担任该刊物的主编，并指派聂家姐妹协助刘贯一的工作。三人共同居住在一处小院，形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工作之家”。刘贯一化装成“姐夫”，与聂元梓的姐姐一同外出搜集情报。而聂元梓则留守家中，负责看管摊位，同时刻制钢板，撰写蜡纸，并负责印刷。这份油印情报刊物发行范围极为有限，总计仅印制5份，专门供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德怀）五位领导阅读参考。

聂元梓1953年，聂元梓已被评为12级干部，跻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行列。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的家庭生活遭遇了重重挫折。她的伴侣因生活作风问题而犯了错误。彼时，聂元梓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一变故对她的情绪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最终，他们不得不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寻求新的生活环境，聂元梓决定前往北京寻求新的工作机会。

1959年，她将孩子们巧妙地安置于北京的父母家中，以及天津姐姐的庇护之下。此后，她的大哥...聂真向北大校长陆平聂元梓1960年6月调任。北大经济系副主任。

“文革”初期，红极一时。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播发由北京大学聂元梓领衔撰写的那份旨在挑战校党委及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此举使得聂元梓成为毛泽东亲自扶持并树立的、代表着“对反动势力进行反抗合情合理”的典型人物。一面造反的旗帜自那日起，聂元梓在“文革”爆发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已然确立。

发布此份醒目的大字报后，聂元梓内心颇感意外。她于大字报尾端增添的那段简短文字，以及对“捍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的提出，无疑是她内心所思所想的真实写照。

1966年8月之初，中共中央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聂元梓再获奖，她和北大教师张恩慈、杨克明同场出席此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会面之际，毛泽东主席指示他们返回校园，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全国首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其出色！”对所支持的这张首份造反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的大字报亦对负责中央常委工作的人士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工作组被派遣至各高校展开工作，在这五十余日间，其行为被视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意图打压无产阶级气势磅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

如此一来，经历了工作组失势以及北大校园生活的短暂空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落幕，时任“中央文革”负责高校运动副组长的他，便迅速崭露头角。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筹备机构。9月11日，在选举过程中，她脱颖而出，正式担任“校文革”的主任一职。

1968年命运突变

1967年夏末，聂元梓“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遭受了某些人的破坏”，她所指的正是“中央文革”中的那些人。谢富治。

“你得听从毛主席的教诲！毛主席并未下令让你辞职，你又怎能擅自离岗呢？”

即便如此，聂元梓于8月份在周总理亲自出席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职申请，并进一步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倡议。江青起初便起身发言，表达出反对的立场。她言辞激烈：“先前你总是竭力维护‘校文革’，如今当别人发起攻击，你却转而要求解散‘校文革’，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妥！”

聂元梓延安识江青尽管彼此并不熟悉，但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聂元梓。随后的一天，江青邀请聂元梓至其住所共进晚餐。那晚，江青坦诚地向聂元梓倾诉，揭露了刘少奇夫妇的劣迹，并分享了外界鲜知的她进行京剧改革的经历。彭真江青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对聂元梓进行“考验”，其目的在于以诚换诚，将聂元梓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助手。她特地叮嘱聂元梓，今后若有事情可直接拨打电话与她联系。

聂元梓究竟是如何行事的？她创设了“校文革”组织，一旦有事，便依照组织流程，直接向当时负责高校“文革”工作的“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寻求协助。王任重这标志着她与江青关系的破裂。不久之后，江青成功扳倒了王任重。到了1966年11月中旬，她指使他人将聂元梓带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实施了变相的软禁长达数日，并要求聂元梓交出在成立“校文革”期间的所有相关材料。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1967年，聂元梓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选择辞职，然而在1968年，她所领导的北京大学“校文革”运动依旧坚定地秉持“消除隐患”的原则，积极对抗康生与谢富治。聂元梓及其团队继续坚持着这一立场。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高层人物的纷争愈发尖锐，不久后，他们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审查、批斗、囚禁和劳动改造，到了1973年3月，聂元梓再度被冠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党籍被开除，被迫接受监督劳动。在“四人帮”掌权期间，聂元梓遭受了长达八年的监管。

反革命罪判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推翻。

1977年2月14日，北京大学党委传达了北京市委负责人的指示精神。其中，强调了几个“不能翻”的原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能翻案，对于过去十七年的评价亦不可逆转。（1949-1966）“两个估计”系专有名词，不宜进行翻译；至于最后的“不能翻”，特指“聂（元梓）案”，亦不宜进行翻译。

1978年初，北大党委已换。聂元梓致新任党委书记的一封信，尊敬的书记，我愿坦诚地审视自身，勇于面对并承认我的过错。在此，我恳请党组织重新审视我的问题，以期纠正“四人帮”时期对我所作的错误处理。我衷心期待党组织的公正与关怀。

1978年4月8日，北京大学党委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聂元梓应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予以党籍除名，并建议依法予以惩处”。此举标志着对聂元梓的惩治措施将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同年4月19日，她被正式逮捕，随后在看守所中度过长达五年的监禁生涯。

对被告人聂元梓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四年。”

聂元梓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满，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高级法院在受理此案后，指示看守所通知聂元梓准备上诉所需的补充材料。在她完成上诉补充材料的撰写后，高级法院已委托中级法院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送达。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押送至北京市远郊的一所监狱服刑。押送她的看守向监狱的负责人介绍道：“这位女犯在各方面表现尚可，只是她始终未承认自己的罪行。”

刚入狱之际，聂元梓向监狱长坦言：“我的案件并非由你们定罪，你们仅是执行者。即便是一间旅馆，也有其自身的规章制度。身为一名老干部、老共产党员，我将在自家的监牢中自省。请各位放心，我定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和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若有适当的机会，我会向你们详细说明。这是一起冤案，我绝非反革命……”

“我承认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及党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有过失。然而，我未曾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勾当。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已明确指出，他们的阴谋行为与我毫无关联。我与他们之间并无任何派系关系，亦未曾实施过打、砸、抢等违法行为。我未曾触犯刑律，因此理应不受《刑法》的惩处。”

“在‘文革’的初期，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承诺将向党持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坚定不移地予以彻底改正。然而，我的问题必须基于事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吸取教训，实现既教育犯错者，又启迪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目标。”

“我深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指引的领导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我也坚信，我的问题终将得到妥善解决。为此，我恳请党中央能够尽快作出公正的决断，以免让我的同志及其家人在这几十年来蒙受不公的冤屈。”

1984年，聂元梓身患多种疾病，病情亦日渐恶化，年底之际，她被安排返回北京接受“保外就医”。次年11月，监狱方面告知聂元梓，她获得了“假释”的机会。到了1987年，她终于领到了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深感自己入狱是不公，释放后身体略有恢复，她便着手撰写上诉材料，同时积极探寻案件判决的真相。她的子女也不断向法院询问相关情况。

“文革”造成巨灾。聂元梓是造反象征。象征着积极推行极“左”错误路线的典型，“犯上作乱”的象征。绝不允许再发生破坏社会稳定、扰乱国家、颠覆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对这类造反者进行惩戒，具有其必然性。

聂元梓晚年隐居，撰回忆录。

晚景凄凉，无以言说

数年前，在与聂元梓相识之前，我有幸先结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与对方闲聊，方知他妹妹是...聂元梓聂真向我透露，他的妹妹已经服刑完毕，并改头换面，以他人赠予的化名投身商海。鉴于我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兴趣，我便决定拜访聂元梓。

聂元梓的住所，名头中带有“宫”字。我主观臆断，以为聂元梓因经商致富，定是居住在类似“宫”府般的豪华宾馆中，从事着大额的商业活动。然而，见面后却大出我所料，原来所谓的“宫”不过是她暂借亲戚单位宿舍楼的地名。她所居住的仅是两间狭小房屋，且房屋陈旧不堪。聂元梓坦言，她经商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些事情做，然而数年过去，她并未赚到任何钱财，反而公共汽车费、电话费等开销让她亏损颇多。她亦向我透露，出狱后她既无生活费用，也无医疗开销，更无栖身之所。这些年来，她全靠亲友的帮助，维持着最为节俭的生活。

聂元梓似乎对过往的遭遇显得颇为淡然。她提及出狱后，曾一度濒临生死边缘，险些因病丧命。然而，她不愿就此放弃生命，也无力负担昂贵的药物，便凭借顽强的意志，通过锻炼身体和腿部，最终从病榻上站起。“文革”这场浩劫，她度过了近30年的岁月，头顶“反革命”的罪名，承受着监管与劳改的折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身陷囹圄。尽管生活艰辛，但她终究熬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时光。

过去十数年，聂元梓的生涯饱受流离失所之苦，就医时常为经费发愁，生活颇为不安稳。自1999年开始，得益于政府的资助，她的医疗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日常生活也趋向稳定。然而，关于住房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依然悬而未决。

现今的聂元梓，身形略显丰腴，身患心脏病及腰椎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特别是腰椎错位，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挖河泥时不慎摔倒，因当时条件有限未能及时得到妥善治疗，留下了后遗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第五腰椎骨错位已超过一半，时常遭受剧烈疼痛的困扰。若不及时治疗，甚至有瘫痪的风险。然而，由于心脏病的原因，她无法轻易接受手术。尽管如此，她仍保持着积极的心态，每天上午步行、乘坐公交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认为这反而有助于锻炼身体。她的日常生活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的生活方式。日常饮食以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为主，全由她亲自采购和烹制。若有客人来访，她则会准备一些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等，营造出浓郁的河南乡土风味。

聂元梓已不再反复提及她所谓的“案件”得以平反与纠正的经历。她仅言简意赅地表示，“且信历史。”